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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交恶下改革开放 是对北京的全新考验


 新闻归类:观点评论 |  更新时间:2018-10-09 07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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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明报社评称,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中美发表建交公报40年周年。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被视为内地改革开放的“里程碑”,而就在该会召开两天前,1978年12月16日,中美两国发表了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》,被视为中美关系史上的“里程碑”。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,绝非偶然。

在邓小平的理念中,对外开放是国内改革的需要,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是开放政策的需要,发展中美关系是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“重中之重”。但从贸易战到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措辞强硬的演讲显示,中美关系现正面临建交40年来最大的挑战,中国要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改革开放,对北京领导人来说,是全新的严峻考验。

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 互为因果且相得益彰

1970年代之初,毛泽东和尼克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,主要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。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,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。这个新思路,把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放在首要地位,而不像过往般突出地强调国家安全。中美建交开始超越战略安全范畴,成为事关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条件。

中美建交有助于实现对外开放,借助外力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。正如邓小平曾特别强调与美国合作是战略性的,而非策略性和临时性的。他形容中美建交“确实是个大局”。中美关系的发展,前所未有地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路线紧密联系。改革开放是一个大的系统,中美关系是服务于这个系统的。

对美国而言,在决定同中国建交问题中,除了苏联因素外,经济因素亦起相当重要作用。美国在对中国的市场竞争中落后于欧洲、日本,仅1978年上半年,欧洲共同体对华出口就较美国多3倍。为求及早进入中国市场,一众美国企业家极力游说政府加速与中国建交谈判,对两党都形成了政治上的压力。

事实上,在两国建交后,中美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4.51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5837亿美元,增长238倍多。目前,美国的农产品、民航机、金融服务等在中国市场都占据了相当份额。

苏联解体后,1990年代后中美关系经历了迂回曲折。从1989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制裁、1993至1994年对华最惠国待遇(MFN)与人权挂鈎的风波、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,直到1997和1998年克林顿、江泽民的互访,中美关系才获得较大幅改善和发展,并一度朝着“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的方向发展。

但1997年“政治献金案”、1999年“考克斯报告”、“李文和案”,特别是1999年5月美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、2001年4月南海撞机等事件,中美关系不时大起大落,但并未退回到以前的对抗状态,是因为全球化背景下,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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